怀念我的初中恩师崔云芳

2015-09-11 千里马

在第31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不禁越来越怀念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崔云芳,他已经离开我有20多年了,可是他那说话不苟言笑的面容,他那朗读课文富有磁性的男中音,他那衣着讲究的中等身材,他那工作认真性格刻板的模样,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仿佛就涌现在我的眼前,往事历历在目,总想为他写篇纪念文章,聊慰思念之情……

我上初中14、15岁,正处于“文革”中期的1971、1972两年,那时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复课闹革命,村村办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崔云芳和黄淑英夫妇从他的老家茨园大队学校调到我大队教书的。当时我们大队没有像样的学校,条件很差,我作为最高班级五年级的学生,教室却是借用大队部5间办公室的中间三间上课,两头的各一间套房是大队的办公室。等到升级为初中一年级时,大队才在谢庄村东北角建学校。开始只建两排12间教室加崔一家的住室两间和一厨房,他共有5个孩子,大女儿上山下乡出嫁了,带2男2女来到我村,后来教室建多了才又给他家增加一间卧室。

崔老师第一次到我班上课,校长介绍他是一位严师,人品好,教学管理特别严肃认真,很有学问,既教语文又兼班主任,在全公社公立教师中是知名的好老师。他爱人黄老师爱生如子,教我们的唱歌和英语。后来验证,校长讲的真没错,崔老师的语文课教的棒,班主任当得好,是良师益友;黄老师师母很慈爱,很认真,我们很欢迎喜欢他们。

那时我们班36名学生,虽不住校,但有早晚自习,每周六天上课,其中有两节农业基础知识课,不学习,就劳动,也是崔老师担课。在语文课教学上,他非常认真备课,认真讲授,朗读课文声音抑扬顿挫,讲解分析课文津津有味,能提起学习兴趣。凡他上课,没有一个学生敢打瞌睡;凡他布置的昨业,如写大字、用毛笔抄小字,每周写一篇作文或心得体会和课文作业,由于他要求严格,检查认真,没有一个学生敢落下不交给他批改的。尤其是作文,有眉批、段批和总评,作文评讲课上每次都找出几篇范文,有表扬,有批评,非常耐心地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写作文。我那时是学习班长兼课代表,几乎每天都给他送作业,发作业,和他见面最多,耳提面命,得到他的教诲最多,就是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才喜欢上语文课和写作文偏爱文科的,假如今天写作上有点滴成绩的话,那他是我终生难忘的第一位领路人。他不但教书,而且教我怎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遵纪守法的人,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教化我们每一位学生。假如我毕业后这大半生有点儿出息的话,这跟崔老师那两年的基础教育有很大关系,他是我求学十几年生涯中让我终生值得佩服的少有的良师益友之一,他是我人生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坚实的铺路石!

文革”中的教材由于突出政治,语文课本质量差,语文基础知识很少,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崔老师不满足教材教学,就采取“填鸭式”的喂我们课本外的语文知识。首先自选自编自刻印蜡纸,厚厚的一本又一本,精选让我们熟读背诵的优秀作文、诗歌,每周必须利用早读或课外时间必背会两篇,谁背不会谁不能回家吃饭。其次是利用自习课,在黑板上大量摘抄语法和作文写作基础知识。不断地举行语文考试,以及时巩固所学知识。俗话说,“字如其人”。他那刚劲有力工工整整的仿宋字体隽秀,就像他那刚板直正不苟言笑的性格,无论是粉笔字还是钢笔字蜡板字,都从隽秀刻板中透出几分的威严,见字就像见到了他那两道浓眉下犀利而炯炯有神的目光,很多调皮的学生都怕他那瘆人的目光。在那个到处到批判“师道尊严”、“臭老九”特殊的年代,像他地主出身的老师还敢狠抓教育质量,严管学生,真是有冒再挨批斗的几分风险。好在是我们那里穷乡僻壤,家长们文盲多,都喜欢老师管严些,多教些,让孩子们多学些,“文革”造反精神对群众的思想冲击不大,根本不会出现学生或家长斗老师的现象,因为这可是我村在家门口新办的“最高学府”哇,能有这么好的老师教孩子那不正求之不得的吗?

在班级管理方面,崔老师充分培养我们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能力,把36个学生划分为6个组,选出两个班长,一个负责学习当各科课代表、每天收发作业,一个负责纪律和劳动唱歌、每堂课老师上课时喊“起立、坐下”,其余是组长,共8个学生干部。这些学生干部大部分是品学兼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在他每周一次的班干部例会上,总是先让两个班长讲学习工作和纪律情况,再让各组组长讲自己组的情况,然后他综合大家的意见进行总的点评。或是利用周一的早读时间,全班开班会,复制班干部会的内容,进行全班面对面的表扬与批评。那个时候,整体教育鼓励学生当“五好学生”,即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劳动好、纪律好,当社会主义事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为了突出政治,在初一时,每周要学雷锋每人做5件好事算达标,到期末汇总,谁做的好事多,学习好,身体没病,愿意参加体育课,干活积极,遵守纪律,谁就是“五好学生”,要学校开大会发奖状以示鼓励。特别是硬性规定每周办五件好事,由各组组长专门记好事登记薄,每周末班长收上来交给班主任崔老师审核,做好事的整体情况作为例会的内容之一。这样一来,同学们都向先进看齐,比学赶帮,形成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的局面。最有意思的是,除了学习以外,大家都抢着打扫教室内外环境卫生,回家帮五保户提水等,还上学放学的路上背粪筐捡牛粪猪狗粪,秋季捡地里的剩红薯、红薯皮,夏季晒青草,搞班级勤工俭学。那时为了学农,学校按班级还分种有2亩实验田,由同学们挖地、深翻、积肥、种植、管理、收获,目的是通过劳动,培养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科学的优良品质。班级管理事无巨细,每个学生的学习、劳动、思想、纪律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班主任崔老师要操的心,他却不厌其烦,总是抱着“诲人不倦”的态度。

当然,像我们十四、五岁的孩子正处于懵懂青春期,已是“半大小伙子”或少女小姑娘,正是长身体和思想性格不定型的青涩叛逆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最难管时期。崔老师不愧是优秀教师,他善于做思想工作,想了很多教育的办法,因才施教,有教无类,不歧视任何同学,让班级的每一位同学在他的培养教育下心理生理上都得到健康地成长。比如,为了培养锻炼班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也是为了促进同学们的学习和政治思想素质共同提高他还采取“一帮一,一对红”的“结对子”的办法,让8个班组干部各帮一名后进生。在教室里墙壁上设“小评论专栏”“学习园地”,针对班级涌现的好人好事,或者坏事错事,一人写出初稿评论对错是非,全组修改,由班干部用毛笔书写张贴。尽管文章书法都很稚嫩,但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和表现的平台和机会。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到了初二,学习更紧张了,因为从我们这届开始恢复了升学考试,实行的是二比一的推荐参加升高中考试,即像我班36个毕业生,按二比一的比例推荐,只能有一半的学生有考试资格,剩余的一半学生只好初中毕业回家参加农业劳动,也就是说要经学校贫管会和大队党支部依据思想表现和学习成绩事先筛选掉一半,把剩余的一半推荐上面参加高中考试,这是很不合理的,无情地剥夺了另一半同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可是在当时就是这样的政策。为了我班同学凡推荐的都能考上高中,可以说,崔老师使尽了浑身解数,和其他任课老师一起,实行“启发式”和“填鸭式”并举的教学模式,给我们额外压担子,除上述他的语文课外,其它如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课。凡要参加高中考试的科目,都加精选重点,刻写活页,补充教材基础知识,所学的内容超出了课本量的一倍。从时间上,早晨6点到晚上9点半,除课间休息和路上时间,其余都是在上课学习,劳动课体育唱歌课暂停,而且每周都考试,重在平时训练,把各科基础知识打的牢牢的,压得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喘不过气来,连我这班上的学习尖子都感到太紧张了。那时没用电,以前都是小煤油灯,为了保证大家教室灯光明亮,他提议学校特批买台汽灯,不辞劳苦,冬天每天早读和上晚自习,都是他亲自给大家点汽灯,教育大家正确用眼用脑,保护视力,所以,到毕业我班没一人戴眼镜,也没一人患神经衰弱的,1972年底,凡推荐上去参加考试的18名学生,一举全部考上县城重点高中,我成为全县总分第一,数学单科满分第一。崔老师成为全县的名师,我们一上高中,他就被提拔为学校教导主任,我们学校校长也被提拔到公社学区当领导,我们学校也被县定为农村重点,为此奖励5万元。“75.8”特大洪水淹倒学校后,大队党支部又利用部分救灾物资和号召群众集资,一鼓作气组织新建18班规模砖瓦结构的标准教室、办公室和老师住室,拉起了围墙,建起了大门,一时成为全县学习参观集资办学和教学质量双优的好典型,红火了10多年。“人怕出名猪怕壮”,尽管我们大队学校实心实意的再三挽留,到了1980年,崔老师夫妇先是被公社联中选拔走当毕业班语文教师和英语教师,后是被县城镇中再次选拔走,从环境艰苦的农村学校,一步步迈进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中学,40年在默默无闻的教学生涯中教出桃李满天下。

我和崔老师的交往很深,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我对他最尊重最敬佩的学生之一。按家乡尊师的习惯,教我初中两年的春节期间,我都会和最要好的同学携带贺年礼品去看望崔老师夫妇,他们非常高兴,把我们当成他们意中 的孩子看待,非留下我们喝酒吃饭不可。上高中两年,我坚持春节期间去拜访,以后十几年,我都是这样做的。1975年春我17岁,高中毕业后,我的母校扩大了规模,非常缺老师,初二、初一两班没人教,由校长代课,原因是黄老师有病到郑州做手术,崔老师要陪同护理,我又被崔老师推荐,校长把我从生产队劳动的田野里请到母校当民办教师,只拿工分,不享受每月6元的工资,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他二女儿同时被师范录取离校,我又在他们夫妇的直接领导和指教下,当了三年的同事,手把手教我怎样当老师。而上任的第一天,初二是毕业班,我却当起了他们15岁大儿子崔平生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其实那时啥也不懂,开始站到三尺讲台上很害怕,说不好话,因为学生有的和我同岁,过去和我小学同班,现在留了两级,有的仅小我两三岁,加之没经验,学生起哄看笑话,我曾一度打退堂鼓不干。与我同时聘去的还有一位同样是崔老师教的我同班同学李继涛,比我教的低一个年级,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好则是后来崔老师回校后,我们退居教小学五年级,他又苦口婆心地教育鼓励我们,是黄老师又端茶又指点,让他儿子在学校说服同学尊重我们,慢慢地适应,三个月后才走上正路。想起那时若没有崔老师夫妇的大力支持鼓励,可能又回生产队劳动了。巧的是我师范毕业的第二年,即1981年秋季开学,我从公社中心学校被调到公社联中当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又和崔老师两口搁同事,他还是教导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再次有幸得到他8个月的教诲后,组织上把我选拔为临近公社团委书记,离校时我吃的最后一顿告别饭是他们设的家宴,鼓励我在行政做官的岗位上一定要不忘本,心中有民,廉洁奉公,做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不要落骂名。我表态一定牢记您们的教诲,让你们满意、组织满意,家人满意,自己满意,请你们二老放心。这时我们之间既是师生、同事、朋友,也是我的长辈亲人等多层关系,后来,还听我的同学说,我曾经被他们物色为候选准女婿,只是没开口,是因为大我一岁的他二女儿有了大她三岁的意中人,说比我大不合适,可能我家是农民,家境不好,我是老大,姊妹弟兄多,负担重,她女儿当时有点儿嫌弃吧。不过,我从黄老师当年的几次举动中可见端倪,他二女儿是县高中英语教师,爱学习,肯动脑,很健谈,我们也很有共同语言,不过我不敢高攀,据说她随搞金融工作的丈夫一起去深圳生活了,这是后话。

到了1989年夏,我正在县委办当秘书,突然接到同学同事李继超的电话,现年60岁的崔云芳老师,因患肺癌晚期不治而亡。回想两个月前我还到镇中他家看望,虽有肺癌,但已戒烟,面色灰白不算好,但精神尚好,现在却驾鹤西去,我非常悲痛。于是,我买了花圈,撕下一丈一尺白布做挽幛,和李一同参加了崔老师的追悼会,安慰师母黄老师节哀。后来,我和他的大儿子崔平生来往甚多,把对崔老师的怀念寄托到经常看望黄老师身上。再后来,退休了的黄老师跟随大儿子去郑州我还有几次拜访,而2004年后他们又追随二女儿崔红丽夫妇去深圳了,原来的号码几经变更已失去联系10年多了,但是,每每到教师节纪念日,我首先想到的是恩师崔云芳,他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我为师为父以后,我更体会到“严师出高徒”、“严父出孝子”的道理。两年的师生关系,近5年的两次同事关系,又同年到县城工作,在崔老师等一大批甘为“人梯”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雕琢下,我就像一块璞玉,正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走来,成为世人观赏的装饰物,或者是为后人成就事业的“铺路石”,只要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点儿用,也像崔老师那样,甘当一辈子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

我最敬爱的崔云芳老师,在国家第3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学生真诚地给您敬献一柱香, 祈祷您在天堂里安息吧!